既然分门别类规定特殊处理方式，就只能进行严格的解释。
本质说来是如何认识法治和推行法治过程中的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终究权力的诱惑是很大的，也就有很多人希望去当官。
这个社会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舞台？在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要推行中国法治化，只能越推越糟。新京报：中国社会是不是就按照这样一个需求，一步步往前推进？王人博：这是没法论证的。新京报：法律人参政能够聚集不少社会公众的眼球，为什么？江平：我想这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们对国家法治化进程中法律人的期望，一个是人们某种程度的担心。我们希望这种参政主要还不是因为对权力的欲望，而是希望更好地使权力运转起来———因为毕竟他们学习了法律，懂得权力为什么必须要接受制约和监督这些理念。但从客观背景来看的话，中国正经历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到，法治的完善与否，与推行法治的人是否有先进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想、是否受过良好的法学专业培训和熏陶、是否全力推进法治建设有很大关系。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说在逐渐完善，但包括社会保障和其他很多的制度仍然还有需要再建立、再改革。另一方面在讲到文明构成时似乎又有点按照西方文明的内容赋予我们时代以具体价值的趋向，总体来看他在文明论基础层面关于中西要素如何构成这一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
毛时代本身不是没有进一步大国崛起的欲望和实践，他想建立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世界帝国，甚至要挑战苏联老大哥的地位。（三）儒法一体化：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本体结构在儒家建构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框架内，法家的地位一直不高。尽管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仍由英法这样的传统殖民帝国把持，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关于新世界立法的有效性，这一有效性在二战及其战后秩序的安排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二）损益史观下的大历史意识：中国崛起如果没有当代中国的崛起，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理论命题。
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邓小平的权威不足以打开这个新局面，改革开放甚至都无法展开。上述经由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所探寻出的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对我们思考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有何启示呢？我认为今天提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还不如提世界历史的东亚时刻。
可见，如果没有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两个世纪的接力，美国一直固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它是不可能承载世界历史，开创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的。二是现代中国的大国崛起在历史意义上如何解释与评价。这一思想格局尚未丰满，也未成为共识，但却是这一主题下深入研讨所应伸展的基本方向。如果尊儒贬法的话，我们将不能理解整个的脉络是怎么生成的。
这分别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宪政转型、区域自治和世界大同的问题。这种文明是纯粹的文明，秩序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的秩序，甚至在古代社会都不是现实化的主导型秩序。许纪霖教授的文明帝国论显然也是在这一基本理论意识下产生的。这个时候你专讲儒家的话可能就是一种不完整的想象，想象的本邦，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状态：没办法真正概括出来中国古代宪制结构的精神构成，因为在我看来其实中国古代经过三代、春秋战国到了秦的话是完成了一个政治现代性的建构的，汉代补充了文教和文治，只有秦汉并举、儒法互补才构成了后世我们所说的具有连续性的中国古典政治文明。
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对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有效分解与支撑，如不能在大体上恰当回答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则姚中秋先生的这一总体命题可能只是一种文化儒生在民族复兴背景下的豪迈宣言，而很难构成一种理性化的文明复兴理论。如果不是一种孤独自负的中国时刻，而是世界历史脉络中的中国经验，则这一命题就将具有丰富的讨论与建构空间，其问题域至少可以铺陈为如下三个层次：一是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是如何呈现的，有何经验与智慧结晶。
作为中期现代化国家，德国一直面对英法和欧美早期现代性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四）结语：关于中国时刻的基本思想格局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伟大、魅惑而严肃的命题。
美国进入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的经验值得我们用来认真评估与反思今天由文化儒生们所鼓吹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魏玛德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的这一世界立法行为的结果。我认为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整体评价存在两种主导性的历史观：一是由国共两党塑造的官方革命史观，坚持一种线性进化逻辑，对历史采取一种断裂与虚无的立场。由此问题引出我对于今天整个会议主题命名妥当性的反思。第三个层次是世界时刻：也就是美国时刻的世界化，使得世界历史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以美国标准为标准，这一层次肇始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调停各国对华政策时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框架，初步成熟于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这一主义包含了民族自决、国际联盟等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美国以新世界立法者的姿态按照自己过去的民族国家经验来拆解传统世界的主要帝国并塑造新的民族国家，从而使得新世界始终在思想与战略的高度低于并滞后于美国的发展程度。因此，谈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谈文明，谈某一派的光荣、伟大、正确，而需要回到完整的古典思想世界与政治世界去客观理性地表达真实的思想与制度结构，丧失这样一种结构平衡感会造成我们创造性转化中的诸多困境。
我认为提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作为一种文化儒生的宣言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种可执行的文化战略是不可行的。不过，不仅汉代的皇帝坦然承认霸王道杂之，古代学界亦有汉承秦制、阳儒阴法的定论，更有美籍日裔学者、历史终结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将秦制作为人类史上现代国家三要素之国家建设要素的原型予以肯定。
这段历史在中国继续崛起的过程中尽管有很多歧路和代价，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加以细致的分辨，而不能一概否定。马勇教授的关于中国崛起的历史研究大体可以归入上述的自由主义民间史观行列，尽管其指出了诸多的历史事实，但无法给出一种损益史观下的大历史的解释框架。
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一流思想家的全部思考与努力，其核心就在于如何为一个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做好思想准备。第二，它是国家政治行为的基础，如果没有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现代宪政是无法展开结构性设计的，也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基础。
东亚都无法整合，然后你派远洋舰队去非洲，可能就只具有军事安全的意义或者是对印度形成反包围的意义，以及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的意义，但是很难构成一种世界历史现实化扩展的意义。然而，这是一种虚幻的世界历史，是一种臆想的德国时刻。其次是以1787年的联邦党人主义、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所代表的，综合了英吉利海峡两岸文明要素的，循着民族国家世界化方向进展的，分别经历了民族国家时刻、地区时刻和世界时刻的美帝国，呈现的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帝国与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当然，所谓的世界历史，就近代史而言，主要是西方历史，因此文明帝国的想象必然要借重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其中又以德国时刻和美国时刻为欧陆与英美体系各自的典型。
施米特尽管注意到了美国崛起中的门罗主义对民族国家范式的超越性意义，但却未能坚持到底，未能发展出一种超脱民族国家主权与严格文化保守主义的文明帝国，因而未能真正从思想上完成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救赎与现代转换。直到今天，我认为儒家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如果贸然唐突地觊觎国家治理层面，积极竞争宪政空间，可能会因失却分寸而再遭挫折。
马教授甚至提到《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部分有一点点儒家的文化因素在里面，但是这一宣言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雅尔塔体系，中国是否有实质性参与？因为这里面甚至出现了出卖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事情，而且后期中国的参与实际上是非常弱的。世界历史的真实过程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英美的长期接力呈现出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关于主导型的古典秩序，自秦以后法家治理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制度影响及其具体成就的，即使汉儒的政治努力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层面体系性地颠覆法家秦制的基本架构，而只能在文明教化与社会自治层面尽量伸展并与法家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一种霸王道杂之的共治格局。最终，哲学上的浪漫与政治上的雄心联手完成了第三帝国关于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的精神准备。
他确实提出了复杂化的中国文明帝国的层次化设想，比如一个国家几种制度，但是后来发现他给出的只是一个空白的介绍信，并没有填写具体的内容。（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会议专题研讨，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时刻 。当然，为了给中国的新门罗主义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民族国家时刻还值得进行优先的建构，这就使得宪政时刻相对于所谓的文化时刻具有一定的优先性。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可能避免陷入民族国家范式、法律实证主义和严格的文化保守主义紧密编织的德国时刻的现代性陷阱，是否能够发展出某种超越国别时刻的地区时刻，即发展出某种版本的中国的门罗主义，是值得深思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这三个时刻大体应合了现代世界历史的三个颇具扩展性的层次。如此浪漫而激进的举动，自然难免失败的命运。
以新天下主义塑造中国版的世界时刻。这两种史观尽管存在对立与紧张，但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却存在着共通的断裂逻辑，无法融贯地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的大历史叙事，无法完成一种文明连续性的历史学建构，因而只能归于一种小历史观。
不过我并没有看到他对中国大国崛起之文明论基础有完备的思考。以新门罗主义塑造世界历史的东亚时刻。
